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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●鮑藝敏

　　淳安之地，山水靈杰，這一方土地上，自古崇尚“耕讀傳家”之風。在這山水之間，有十八座書院端坐在歷史深處，那朗朗書聲所折射的智慧之光、文化之韻，依然能燭照當下。本報“淳周刊”欄目，將跟隨《淳安書院》的記敘，和大家一起走入淳安歷史的腹地，一起去看見淳安人的胸襟。

　　（一）

　　淳安原為山越之地，告別蠻荒和愚昧，開啟文明的進程，亟須覺醒者的倡導和引領。蔗山北麓的上貴寺中，方昊在此創(chuàng)建的上貴精舍，算得上淳安歷史上最早的書院之一。毫不夸張地說，上貴精舍的創(chuàng)建，猶如在干旱的土地上灑下的一陣甘霖，催生了萌芽的種子與潛藏的共識；無論是朦朧的需求，還是焦慮的渴盼，都在那一刻得到徹底的釋放。此后，宋元明清四朝，淳安的書院如雨后春筍，應運而生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淳安（遂安）境內大小書院共有五十余座。其中光緒《淳安縣志》記載有約二十五處，萬歷、民國《遂安縣志》記載的有四處。其余散見于林林總總的家譜之中，稱呼也不盡相同，諸如書院、書館、書屋、書舍、書堂、精舍、精廬等等。準確的數(shù)字難以統(tǒng)計，我梳理了一下，縣圖書館收藏的家譜，大約有五十個姓氏，二百余套宗譜；而據(jù)《淳安姓氏》一書所錄，縣域內大小姓氏卻達二百七十余個。我本人掌握的書院數(shù)量，也始終處于一個動態(tài)的狀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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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五季橫流欲障天，先生雅志寄林泉。

　　嘯吟獨抱濟時略，高尚甘為遁世賢。

　　奕葉簪纓他有耀，微時耒耜我相傳。

　　何年得見歸來鶴，暫假風翰逐老仙。

　　這是方一夔寫他先祖方昊的《靜樂先生祠堂》一詩。詩中對靜樂先生寄志林泉的高蹈之情發(fā)出由衷贊賞。

　　五季是指唐朝滅亡后，依次定都于中原地區(qū)的五個政權，即后梁、后唐、后晉、后漢、后周這五個朝代。方昊面臨這樣的亂世，嘯吟寄志林泉，甘愿做個隱世的賢人。方家累世都是高官顯宦，方昊隱居巖谷期間，曾受吳越王錢氏聘請，可他不為所動，一邊耕種于南畝，一邊詩書傳家。

　　方一夔筆下的“靜樂先生”，名方昊，字大初，號靜樂。唐末時避亂棄官，隱居青溪（今淳安）常樂鄉(xiāng)（今左口鄉(xiāng)）上貴里，因家居富山下，世稱“靜樂公派”。昊公長子名祁，徙邑治東郭之高坊，后分高坊、石峽、茶園之派；次子名鄯，擇居富山，此富山方姓之由來。 

　　唐朝滅亡后，吳越王數(shù)次遣使敦請，方昊始終不往。他聚徒講學于上貴寺，并筑上貴精舍，終其身，葬上貴寺前。鄉(xiāng)人稱之為靜樂先生。宋雍熙四年（987），其孫邦遠在方昊講道之所建靜樂院，歲度僧人，為方昊奉祀典。宋咸淳八年（1272），度宗皇帝下詔求歷代忠臣烈士有功于民者，并要求州縣進行祭祀。當時的淳安知縣應與權，在上貴寺建造佛廬（佛寺），居中辟為靜樂先生祠，祭祀方昊。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，方昊裔孫文杰重建靜樂先生祠。清光緒年間（1875—1908），上貴寺猶存。 

　　歷史上，淳安的經(jīng)濟狀況并不樂觀，但境內書院林立，學風醇厚，書聲瑯瑯。這是一個地區(qū)的生命力所在，也是它的原動力和魅力所在，更是文化建設的根基所在。書院屬于私學性質，每一個歷史階段，總會有適合其生存與發(fā)展的學術生態(tài)模式。與思想僵化的官學相比，書院的學術氛圍更寬松，更適合孕育新的學術思潮，成為學術發(fā)展和學術傳播的中堅力量。書院擴展和延伸的直接受益者多為普通民眾，無論貧富貴賤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，這是儒家“有教無類”的教育理念，從而使書院更具活力以及人文精神。 

　　出身于世代簪纓之家的方昊，放棄了吳越王錢镠的聘請，放棄了繁華的都城，選擇了蟄居常樂一鄉(xiāng)，選擇了教書育人的事業(yè)。按照世俗的眼光，方昊理應屬于門閥士族、名門望族，而他從事的偏偏是平民士紳承擔的一份責任——重振學術、重建文脈的歷史責任。

　　（三）

　　“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”唐人劉禹錫的詩，引發(fā)了人們對歷史的思考和人生的感悟。燕子都能感覺世事變遷的氣息，方昊豈能不知繁華如同過眼云煙？從這個意義上說，上貴精舍的出現(xiàn)符合歷史發(fā)展的進程，有文化土壤和人文基礎。蔗山北麓的上貴寺中，除了晨鐘暮鼓和木魚佛號，還夾雜著抑揚頓挫的讀書聲，一時在常樂鄉(xiāng)引為奇談。 

　　十里八鄉(xiāng)的人紛紛云集而來，一顆顆讀書的種子在此萌芽，一個個靈魂的重塑在此完成，上貴精舍成為淳安文化星火發(fā)祥地，成為求學者的精神家園。從此，他們下山以后，人生的旅途不再孤獨。

　　三百多年后，石峽派一脈的方逢振（狀元方逢辰弟弟）撰有《靜樂先生祠堂碑》，內云： 

　　淳安常樂鄉(xiāng)上貴寺靜樂祠堂者，唐處士靜樂先生方公聚徒授業(yè)之所也。先生生于唐末，以節(jié)義自高。唐亡，恥非所事，持峻行不屈。五代之吳越錢氏招之不往，遁于深山，讀書講道以終老焉。昔宋咸淳，明堂詔書求歷代忠臣烈士有功于民者，令州縣歲時祭祠。時知縣事承議郎應應偶（應與權）發(fā)錢一千緡，下本寺助造佛廬，就其中為先生祠，從眾請也。越數(shù)年，國家更代，宇宙且運而往，獨前代名人遺跡不許廢墜，先生之祠如故。嗚呼!先生之道，與天地相為久長，豈特若子若孫世守之，邦人士聞先生之風凜凜如生，亦足以為勸。

　　推算開來，方逢振為方昊十三世孫，他是理宗景定三年（1262）進士。宋亡歸隱于石峽書院，講學終身，學者稱山房先生。山房先生和他哥哥方逢辰一樣，從官場上退隱到書院，講學于課堂，承繼了先祖的流風遺韻，文化基因的圖譜開始顯現(xiàn)。他們明白一個道理：水的清澈，不是因為它不含雜質，而是在于懂得沉淀；心的通透，不是因為沒有雜念，而是在于明白取舍。盡管歷經(jīng)十三世傳承，他們最終都選擇了教育事業(yè)，在淳安這片土地上深耕細作，澆灌園圃，期待桃李滿枝。

　　方逢振文中提到，知縣應與權順應民意，撥款上貴寺建造佛寺的同時，修建了靜樂先生祠堂，歲歲奉祀先生，為的是“前代名人遺跡不許廢墜”，與天地相為久長。 

　　明代景泰五年（1454）進士，官至四川按察使副使的黃隆，曾有詩贊方昊曰： 

　　伊人尚節(jié)義，隱跡居禪宮。

　　門徒侍函丈，如在春風中。

　　物故已云遠，人尚懷高蹤。

　　祀典固弗替，遺澤還隆隆。

　　黃隆，字自立，潤玉子，號南谷，寧波鄞縣人。黃隆說方昊有節(jié)操和義行，隱居于上貴寺中。那些弟子們聽他傳道授業(yè)，如沐春風。盡管他距離明代五六百年，已經(jīng)很是邈遠，但人們還在懷念他高尚的言行事跡。每年春秋兩季祭祀他，方昊留下的深厚德澤，淳安百姓至今還在受益。

　　據(jù)嘉靖《淳安縣志》載：“（蔗山）山分八面，水注十派，上有平地二頃，昔有人植蔗于此故名。”蔗山周邊大大小小村莊星羅棋布，分布著兩百多個自然村，姓氏各異。以往我查閱宗譜，看到的書院皆為私塾，內云“課宗戚子弟”而教之。而方昊實施的則是“有教無類”的教育方式，他不分宗族內外弟子，一律平等視之。方昊從富山隱居到蔗山，這里并非他的祖居之地，方姓子弟只是眾多學子中的少數(shù)，不占優(yōu)勢，但方氏后裔中仍然人才輩出，宋元明清，代不乏人。 

　　宋中書舍人胡安國，在其《唐隱士靜樂先生傳》中，毫不吝惜贊美之詞，對方昊贊賞有加。說他就像商代的伊尹和傅說一樣，又把他比作周成王時期共同輔政的周公旦和召公奭。安貧樂道，品德高尚：“土人化之，俗尚敦樸，士有操守”，使本地山民接受教化，民風民俗因此變得敦樸，讀書人也很有操守。在他的帶領和熏陶之下，貪婪之輩都能夠學會廉潔，怯弱之徒能夠自立。他用自己高尚的品行，感化和影響著周圍的人或事物，大有功于名教。胡安國甚至說方昊是“當代之偉人，萬夫之先覺”。 

　　對于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來說，言傳身教是他們的本分，也是教育的秘訣?！敖袒Α笔撬麄兛嗫嗥笈蔚?，但能否到達預想的彼岸？成效與否不由他們預判。這正是他們的痛苦之處。因為人性之善變，人性也最復雜；所以，讓他們倍感欣慰的莫過于培養(yǎng)出優(yōu)秀的弟子，把承繼的美好能量傳遞給全社會。

　　在方氏后裔中表現(xiàn)突出的有方逢辰、方逢振、方漢、方道睿、方淹、方中、方天雨、方嗣蕃等。 

　　方逢辰，宋理宗淳祐十年（1250）狀元。在官場上幾起幾落，兜兜轉轉近二十年，最終選擇隱居石峽書院，以教書育人為己任。方逢辰平生堅持“以篤行為修己之要”，讀書有法，勸誡有條。歸隱石峽書院之前，他還在吳中和靖書堂、金華婺州書堂、東陽義學、江西鄱江書堂、東湖書院、宗濂書院等地，利用公暇講學治學，是南宋著名教育家，人稱“蛟峰先生”。 

　　方逢振，方逢辰仲弟，字君玉，號山房，宋景定三年（1262）登進士第，歷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。宋亡，公退隱于家。元世祖詔御史程文海起為淮西北道按察僉事，辭不赴，聚徒講學于石峽書院，出任石峽書院山長，學者稱“山房先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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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蔗山文氣氤氳、文風浩蕩；蔗山的歷史根脈，則可上溯到新石器時代。蔗山腳下的進賢村高祭臺，屬新石器——青銅時代的銜接遺址。1957年，新安江考古隊在此試掘，面積181平方米。遺址分上下兩個文化層，共出土石器162件，銅器2件及大量陶片。上下文化層所包含石器的形式與種類大體相同。遺址中還發(fā)現(xiàn)有柄曲刃銅刀與銅口錛各一件；另有青銅器氧化腐蝕的銅粒，表明進賢遺址已進入石器、青銅并用時代。

　　已故考古學家，省考古所原研究館員牟永抗先生，是當時新安江考古隊的年輕隊員。他退休之后，我曾經(jīng)就水下古城和進賢遺址相關問題，多次向他請教。牟老師說，搶救性發(fā)掘了淳安古城內二十多座漢墓，發(fā)現(xiàn)一個有趣的現(xiàn)象，即墓葬內陪葬品較少，比鄰縣建德漢墓中陪葬品還要少。據(jù)此，他得出一個結論，當時淳安的經(jīng)濟狀況不佳。這便是我前文中所說，“歷史上，淳安的經(jīng)濟狀況并不樂觀”的依據(jù)。 

　　2018年，縣委宣傳部聯(lián)合《錢江晚報》，推出了關于新安文化的系列文章，我是審稿人之一。每篇文章見報之前，我們都要審看一遍，看是否有“硬傷”。錢報記者都是一些年輕姑娘和小伙子，記得有一天晚飯時間，我接到一個自稱是欄目組負責人的電話，她說：明天準備刊發(fā)的文章中，有提到“進賢文化”這個用詞，不知是否妥當？我明確告訴她，這個提法不合適，應改為“進賢遺址”較妥。電話那頭的年輕姑娘，語氣有些較真兒，追問我兩者的區(qū)別在哪里？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碗筷，細述其中的緣由。 

　　我們一般所說的文化概念，如新安文化、淳安文化、睦州文化等，不是考古學意義上的文化。在考古工作中，發(fā)現(xiàn)某幾種特定類型的器物，經(jīng)常在一定地區(qū)的某一類型的居住遺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，這樣一群有著特定組合關系的遺存，即可以稱為“某某文化”。由于它們總是共同存在于同一文化層或是墓葬中，表明它們屬于同一時代。一個文化不能由一種特征來劃分，只有許多特征的總合，才能把一個文化和另一個文化區(qū)分開來。 

　　當年，新安江考古隊只是對進賢遺址進行搶救性發(fā)掘，出土器物未與同類遺址進行比對分析。至今，我們沒有看到相關考古發(fā)掘報告?！斑M賢文化”由于缺乏考古實證，沒有與其他文化類型作比較區(qū)分，也沒有在考古學上達成某種共識。所以，稱之為“進賢遺址”較為合適。欄目負責人聽完我的話，當即表示認同，把原來那篇文章推倒重來。 

　　不錯。從上貴精舍到石峽書院，時間跨越了三百多年；從方昊到方逢辰、方逢振，歷經(jīng)世系十三代；從簪纓世家到教育世家，可否算是華麗轉身？ 

　　還是留待讀者諸君評說吧。

千島湖新聞網(wǎng) 編輯：鄒楚環(huán) 王志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