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鮑藝敏

瀛山書院之“得源亭”內，現存碑刻七通，其中王畿的《瀛山書院記》最為“高大上”，字數也是最多的，約2260余字。

王畿（1498——1583），字汝中，號龍溪，山陰紹興人，明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哲學家。他是王陽明弟子，也是“浙中學派”創(chuàng)始人。王畿創(chuàng)造性地發(fā)揚“心學”，認為“心、意、知、物”四者只是一事，若心是無善無惡的，那么意、知、物亦皆無善無惡。聽上去是不是有點像佛學中“空明無礙”的意思？

王畿的這篇碑文牽涉到一樁公案，那便是揚“心學”，貶“理學”，即“尊王辟朱”。他寫《瀛山書院記》的緣由，碑記中已經明確無誤告訴了大家：“明隆慶戊辰，宛陵周子恪來令遂。周子伯兄太常君怡，嘗從予與緒山錢子游，深信師門良知之學。其治遂也，以振起斯文為己任，每攜同志諸子弟訪瀛山方塘之舊，銳意興復，聚材鳩工，辨方正位，命方應時董其役，方嘉會、方言等任其勞。經始于七月之望，再越月而落成，凡為屋二十有四楹，仍匾曰‘瀛山書院’。中為‘格致堂’，前為‘登瀛亭’，后為‘二賢祠’，規(guī)制宏麗，而數百年之既廢者煥然復新矣。應時謂事不可以無紀，因受命于周子，走書幣來征言?！?/p>

說在隆慶戊辰（1568）年，宛陵（今安徽宣城地區(qū)）的周恪任遂安知縣，他的長兄周怡（隆慶元年，擢太常少卿，故稱太常君怡），曾游學于我和錢德洪，對恩師王陽明的“良知”學說深信不疑。周恪把振興文化事業(yè)作為己任，與方應時等人倡復瀛山書院，并于隆慶二年七月十五日動工，歷時兩個多月完工，修整房屋二十四間，使瀛山書院煥然一新。

王畿寫這篇碑記的時間是隆慶三年（1569），即瀛山書院修復后的次年。方應時那時還是一介生員，他作為修繕項目的主持人和管理者，認為文化復興這么大的事，不能沒有一篇記文，于是受命于縣令周恪，“走書幣來征言”，帶著書信和稿酬來請我寫篇記文。

碑記文字委婉，若不細加甄別，容易忽略作者的真實意圖。書院作為一個文化陣地和學者講會的平臺，政府歷來重視并時刻留意。王畿作為王陽明弟子，時時處處不忘播撒“心學”的種子，他的意圖很明顯，就是促使書院由朱熹的理學轉向陽明心學，占領思想高地。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當時的一種社會思潮和文化現象。直到明萬歷七年（1579），宰相張居正出頭，不惜得罪“心學”，力勸神宗禁毀陽明講學書院，黜先生，逐弟子。朱熹理學重新成為學界主導，陽明心學黯淡退隱。清朝開始，“尊朱辟王”已成為主流。乾隆年間編纂的《四刻瀛山書院記》就未收錄王畿的這篇記文，有些地方志中即便收錄，內容也刻意進行了刪減，弱化了作者的本意。

我們來看看王畿在碑文中都說了些什么。

他說：“自陽明先師倡‘致良知’之教，風聲遍于海內，凡名區(qū)勝地，往往創(chuàng)置書院，以為聚友講學之所?！边@話確是實情，沒有虛夸的成分。自從陽明先生創(chuàng)立“心學”以來，大江南北盛行了百余年之久。

接著道：“夫道有本，學有機，不探其本，不循其機，雖豪杰之資無從而悟入。千古圣賢，惟在會理性情。是謂喜怒哀樂未發(fā)之中，道之本也?！痹谕蹒芸磥?，“良知”是每個人先天自足的本體，就是那一點虛明，無需學習、無需思慮、無需修正；若是你不能體悟這一點，縱使你具備了豪杰之士的資質，也難以悟得進去?！跋才肺窗l(fā)之中”，便是作圣之機。聽上去是不是有點“玄”？這與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學說有本質的區(qū)別。

我們知道，王陽明提倡“知行合一”，其中的“知”便是良知的意思，不是我們理解的知識、知道的意思，“良知”就是我們先天的道德本心，“良知”發(fā)動就是“行”。善念發(fā)動保存它，惡念發(fā)動剔除它，時時觀照它。所以他說：“世上的人都外衣冠內禽獸，心理不一，言行不一，我太恐懼這樣的事，所以揭‘知行合一’之教?！?/p>

王陽明為說明這個“良知”，作了一個很形象、生動的比喻：“良知猶如主人翁，私欲猶如豪奴悍婢。主人翁沉疴在床，奴婢便敢擅作威福，家不可以言齊矣。若主人翁服藥治病，漸漸痊可，略知檢束，奴婢亦自漸聽指揮。及沉疴脫體，起來擺布，誰敢不受約束者哉？良知昏迷，眾欲亂行；良知精明，眾欲消化，亦猶是也。”（《傳習錄拾遺》）

關鍵的話還在后頭：

“顏子沒而圣學亡，千載不傳之秘，始終于濂溪而傳之明道，曰主靜無欲，曰定性無事，此其的也。龜山、上蔡、豫章、延平皆令學者先立大本，觀未發(fā)已前氣象。師友淵源，相守以為學脈，沿至考亭，學始一變。其曰為學在于窮理，窮理在于讀書，讀書在于循序致精，而居敬持志以為之地。隔涉幾重公案，延平嘗欲授以未發(fā)之旨，自謂當時貪聽講論，又方酷好訓話，不得盡心于此。至今若存若亡，無一的見，易簡支離，孰同孰異，必有能辨之者矣?！?/p>

王畿這里說：“顏子沒而圣學亡，千載不傳之秘。”這是《傳習錄》中師徒間的對話。王陽明弟子一個叫陸澄的心里久存了這段疑惑，所以他向老師提了出來。王陽明告訴陸澄說：“顏回是體悟孔子圣道最全面的，所以他死后，你看孔子‘喟然一嘆’就知道了。顏回說：‘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?！@是他看透學透以后才能說出的話，博文、約禮為什么善于教導他人呢？學者需仔細思量。圣道的全部，即便圣人也難以用語言表達給他人，必須求學者自己用心體悟才行。顏回說：‘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’，亦即文王‘望道未見’之意。望道而未見，才是真見識。所以顏回死后，正宗的孔子圣學就不能很好地傳下來?！?/p>

“龜山、上蔡、豫章、延平”是指四個人，有必要解釋一下。王畿說的“龜山”即楊時，字中立，號龜山。他是程頤、程顥的弟子，與游酢、呂大臨、謝良佐并稱“程門四先生”。又與羅從彥、李侗并稱“南劍三先生”，是公認的“閩學鼻祖”。

上蔡先生即謝良佐，因他是蔡州上蔡人，故有此稱呼。他還是上蔡學派的創(chuàng)始人，是心學的奠基人，是湖湘學派的鼻祖。他上承二程之學，下啟朱熹之學，在理學發(fā)展中真正起到一個橋梁的作用。

豫章即羅從彥，字仲素，號“豫章先生”，豫章學派創(chuàng)始人。他認為默坐澄心，“不唯進學有力，亦是養(yǎng)心之要?！比绻靶墓俨豢纤肌?，就會誤入歧途，成為“死灰枯木”。

“延平”即李侗，字愿中，福建南平人，學者稱“延平先生”。他是程頤的二傳弟子，也是朱熹的老師。他認為萬物皆統(tǒng)一于天理，主張“理與心一”，體認“天理”的最佳方式就是“默坐澄心”。朱熹曾將老師的語錄編為《延平答問》。

“沿至考亭，學始一變”，這明顯是在批評朱熹了。朱熹人稱“考亭先生”，說他老師延平的學說傳到朱熹這里，學說開始變味了，只是講什么“為學在于窮理，窮理在于讀書，讀書在于循序致精，而居敬持志以為之地?！边@些“窮理、讀書、居敬、持志”的功夫，距離“道”的本體相差甚遠。

接下來話鋒一轉，道：“自先師發(fā)明不學不慮之旨，以開來學，循溓洛之緒，上遡洙泗之傳，所謂未發(fā)之中也。慎其機于不睹不聞之微，推其至于無聲無臭之妙，范圍曲成，通晝夜之道，而知者惟此而已?！?/p>

說他恩師的“致良知”學說，追循濂（周敦頤）、洛（程頤、程顥）之余緒，往上溯源洙泗（孔子）儒學之道統(tǒng)，是“未發(fā)之中”的虛明狀態(tài)：“不睹不聞”、“無聲無臭”，靜默澄明，不著一相。按照我的理解，這就是道家所謂天地初始的“混沌”，佛家證悟之后的“空明”，只能意會不能言傳，因為這種狀態(tài)一旦用言語解釋，便著了“相”，難免以偏概全，聽者如墜云霧之中，不得真諦。也難怪禪師只能等候機緣，瞅準時機，靠猛然一聲“斷喝”來相助弟子開悟。正可謂“一聲一乾坤，一花一世界”。

王畿想起了老師曾經說過的話：“先師嘗謂‘格致之說有異，每疚于心，因取晦翁全書讀之，晦翁固已深悔之矣?！边@里更以朱熹的口吻，深悔自己偏重外在事物的“致知”過程，而忽略了對“心性”的揭示。

王畿寫這篇碑記時已是七十二歲的高齡，文末有“不肖年踰七十”句，但他還想“策杖訪瀛山，相與登格致堂，問活水之源”，目的是“申究先師與晦翁證悟之因，以助成弦歌之化，非徒一嘆而已也?！?/p>

這個愿望在第二年，即隆慶四年（1570）就達成了，王畿應門生周恪的邀請來到瀛山書院講會，據方宏綬《四刻瀛山書院記》載：“隆慶庚午，周侯恪以禮請抵瀛山，發(fā)明格致之學，風馳云附，稱盛絕焉?！蓖蹒転榱诵v“心學”也是拼了，他以73歲的高齡應邀來到瀛山，把陽明心學作為瀛山書院講會的主旨，并迅速占領了這個陣地。巧的是，這一年秋試，方應時考取了舉人。史載他“喜聆錢、王緒論”，為此，王畿特作《夢征篇》勉勵方應時，莫要辜負了師友興辦瀛山講會的期望。

隆慶六年（1572），作為一個標志性事件，瀛山書院將周恪奉祀于鄉(xiāng)賢祠，并改“二賢祠”為“三先生祠”。你想，周恪只是離任遂安，并未過世，這時候書院把他與朱熹、詹儀之一并奉祀，可見陽明心學一脈在瀛山書院的尊崇地位。

千島湖新聞網  編輯：葉青 馬峰明